黄袍、红袖、乌纱……中国衣裳五千年来的“高级色”
翻开古籍,很容易看到诸如黄袍、红袖、乌纱、青衫、白衣等包含色彩的词语。这一方面说明古人发达的染色技术,另一方面也能隐隐看到色彩背后所传递出的等级制度和审美倾向。
唐代诗人刘禹锡,有一首诗是这样写的:朱雀桥边野草花,乌衣巷口夕阳斜。旧时王谢堂前燕,飞入寻常百姓家。魏晋时期,南京染黑的技术处于领先地位,所以黑绸成为王公贵族们追求的时尚。而当时的南京乌衣巷,由于住着王导、谢安两位高官,宾客如云,再加上自家子弟出入,就成为一道黑色的风景。
中国人眼中的色彩并不是孤立的,除了不同的寓意和等级关系之外,还会在不同阶段经过哲学思想的统合,形成不同的色彩体系。透过这些色彩体系,我们可以感受到古人典型的思维方式。
中国古人对色彩运用的第一个阶段,目前认为是红色至尊,这个现象也得到了一定的考古支持。从直观感觉上看,红色是血及火的颜色,也被认为是太阳的颜色,具有热烈、明快、活力四射的特点。著名学者李泽厚认为,在原始社会,红色可能具有巫术礼仪的符号意义。由此可以猜想,红色至尊是与敬拜神仙相连的,现代人红色辟邪的说法也许就是这种意识的遗痕。
过了红色至尊的年代,中国进入了黑白对立的阶段。从黄帝开始,上衣玄下裳黄,于是黑色成为那个时代的至尊色。这种情况一直向下延续到夏朝结束——夏尚黑。
商部落的发祥地在东方,是日出之地。他们认为自己的先祖是太昊,而昊字则表达太阳经天而行。也许出于这种意识,促成了商部落对白色的崇尚。商朝推翻夏朝,也需要在文化意识上寻求对立和颠覆,所以选择与黑色相对立的白色。
其实,夏与商两大势力在历史上长期并存,华夏在那一阶段,宏观表现为黑白的对立和纠缠。因此,周文王站在商朝末期的时间节点上,回望黄帝尧舜禹到夏商两朝的风云变幻,参照黑白阴阳的此消彼长,把二元哲学推演到极致,于是有了群经之首的《周易》。可见,黑白色彩关系在那时是与哲学思考相呼应的。
到了周朝,阴阳五行学说逐渐成型,五行统合的色彩体系也在此时定型。要想构成五行,必须有五种颜色。所以,除了此前已经用过的红、黑、黄、白四种之外,还引入了第五种——青色。于是,就有了如下五行对应的五色:金——白,木——青,水——黑,火——红,土——黄。
五色中的青色,是中国人色彩当中最麻烦的色彩。到底什么是青色呢?青花瓷的青,似乎是蓝色;青草地的青,则是绿色;而青砖的青,似乎又是灰黑色。现代字典上的青字也有绿色、蓝色、黑色等多重含义,因语境而变化。色彩专业人士认为,青色是介于蓝绿之间的颜色,正如俗语“赤橙黄绿青蓝紫”的次序一样。而且按照五行中,青与木对应,所以含有一定的绿色也是很容易理解的。
有了五行统合的五色,人们对色彩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。商朝的白色在五行学说当中与“金”对应,属水;当周朝推翻了商朝,从“火克金”的原理出发,周朝应该得了“火德”,而周朝确实尚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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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下来,秦取代周,依据周得“火德”这一说法,运用“水克火”的原理,秦应该得“水德”。而五行中水对应黑色,所以秦尚黑,黑成了秦的至尊色。五行统合的色彩体系,用来解释商、周、秦比较贴切。
那个时代,祖先们已经掌握了复合染色的技术,五行色彩体系也隐含着三原色的原理。赤、黄、青三色,与现代理论的颜料三原色——品红、黄、青,已经非常接近。黑白赤黄青为正色,地位高;其他颜色为间色,地位低。“间色”,可以由正色复合而成。《礼记》中有“衣正色、裳间色”的说法。间既是介于中间之间,也是地位卑下之贱。
人为规定色彩的地位,并不一定与个人审美倾向吻合。历史上的春秋首霸齐桓公,就曾因深爱紫服,为后世留下了一段色彩故事。
《韩非子》中讲到,齐桓公喜欢紫服,在他的带动下全国百姓纷纷效仿,于是紫色成为齐国的时尚。
齐桓公的性格有明显的双重特征:一方面好酒好猎好色,是典型的性情中人;另一方面又“惕而有大虑”,得大思路有大格局。这种感性与理性、热烈和冷静兼备的人,喜欢紫色,与现代色彩心理学理论有相通之处——紫色由红色和蓝色混合而来,兼有热烈和冷静两种感觉。
不过,当时的紫色衣料非常昂贵,五件素服抵不上一件紫服的价格。而老百姓都赶这个时髦,生活成本大大提高,幸福指数就有所下降。所以,齐桓公很忧虑,向宰相管仲请教这个问题。
管仲被后世称为“春秋第一相”,不是空有其名。听明白齐桓公的想法后,他说:如果想制止这个风气,首先得您以身作则脱下紫服;然后您再跟穿紫服的人说,“站远点,我讨厌紫色的气味”。齐桓公依言行事,几天下来,齐国百姓都脱去了紫服。
齐国的服装,“冠带衣履天下”,引领华夏潮流。齐国商贸一直发达,到管仲时又开放关口,成了“自由贸易区”。紫色在齐国成为时尚,也影响到了整个华夏地区。所以,虽然齐国百姓脱去了紫服,但其他诸侯国的达官贵人仍有能力消费。这样一来,紫色就为整个华夏的达官贵人所独享,成为尊贵色彩;也出现了很多与紫有关的词语:紫气东来、大红大紫、万紫千红、紫绶金印、魏紫姚黄……通俗一点说,那就是红得发紫。
齐桓公推高了紫色的地位,孔子看了却不太舒服。在《论语》中,孔子说过一句话,“恶紫之夺朱也”(《论语·阳货篇》),非常反感紫色把红色的地位给抢了。孔子不是一个心胸狭窄的人,但以他对《周礼》的推崇,当看见原本地位低微的紫色,由于齐桓公个人原因,抢了周朝尊贵的红色的地位,发自内心的愤怒也是可以理解的。
在五行色彩当中,黑白赤黄青虽然都是正色,但地位并不完全平等。比如黄色,黄帝时代的上衣玄下裳黄,说明黄色的地位比黑色低;《易经》中的坤卦说,“黄裳元吉”,不管作多么深奥的解释,用在坤卦,就说明地位不高。
所以,黄色成为皇族的专用色,必然经历了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,但也可以说是大势所趋:第一,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是黄帝,从战国开始,黄老之学就被推崇,中华民族怀念和敬仰黄帝,黄帝的称号当中就有个黄字;第二,在五行统合模式中,金木水火土,土位居中央,对应的黄色也位居中央,放在中央的黄色,注定是要君临四方的;第三,黄金逐渐成为货币,老百姓看见黄色,很容易想到金钱,崇尚黄色就有了追求幸福的心理倾向;第四,中国人的黑眼睛帮了黄色的忙,深色瞳仁对明度比较高的色彩,比如黄色和红色更为敏感,传统色彩经常使用明黄大红鲜绿,也与这个因素有关。
尽管大势所趋,还需要一位推手。历史上有一个比较短的朝代隋朝,黄色地位的提升就是从开国皇帝隋文帝手上开始的。明清之交的思想家王夫之在《读通鉴论》中讲到,“开皇元年,隋主服黄,定黄为上服之尊,建为永制”。树立黄色的地位,首先得隋文帝自己喜欢黄色,有两点分析仅作为参考:
其一,黄色面料便宜。隋文帝杨坚,算是历史上比较节俭的皇帝之一。在隋文帝之前,各阶层皆可服黄,且以百姓为多。百姓可穿的面料,价格必定低廉。所以隋文帝喜穿黄色也许是一种经济考量,只买对的,不买贵的。
其二,黄色面料温暖。查阅隋文帝的资料会发现,他是一位很有作为的皇帝,且爱民如子,后人说他对百姓宽仁。宽仁的皇帝,当然希望自己的形象是温暖的,恰好黄色就是典型的暖色。王夫之说黄色“明而不炫,韫而不幽”,显眼但不晃眼,温暖但不暗淡,也许这正是隋文帝的心理诉求。隋文帝自己穿黄的同时,并没有禁止百姓穿黄。从这个角度来看,他的确表现出了与百姓平等相融的姿态。
唐朝推翻隋朝,唐高祖李渊建国的时候,百废待兴,沿用隋朝的服制,也以黄色为尊。到唐朝第三位皇帝高宗年间,发生了一件奇葩事:洛阳县尉柳延穿黄衣夜行,遭到自己部下的殴打。其实这件事可能跟黄色没什么关系,但唐高宗却认定是色彩混穿造成的,于是下令禁止百姓和各级官吏再穿黄色,黄色就这样被皇族垄断了。
从今天的角度分析唐高宗,很可能是借题发挥。因为从隋文帝穿黄以来,一直都是天下人皆可穿,但尊贵之色,皇帝当然更希望自己独享。所以,柳延挨打,恰好给了他改变黄色穿着权的机会。在古代,皇权不容侵犯,遇到事情,都得是百姓让路。
在唐朝,黄色被皇族垄断,中国古代最为细致的官服等级制度,也是在唐朝出现的。
比如,唐朝规定:三品以上官员服紫,四品深绯、五品浅绯、六品深绿、七品浅绿、八品深青、九品浅青。其中,绯色与朱、赤、纁、绛等色,都属于红色族群。因此,四五品官员晋升到三品或以上,官服就要从红色变成紫色。“红得发紫”,这个对人逐渐走向显赫地位的描述,依据的就是官服色彩的晋级过程。
或许是嫌唐代的品色制度太细致,宋代做了一定简化:一至四品服紫,五六品服绯,七八九品服绿。这一点可以参看《大宋提刑官》《水浒传》等古装电视剧,里面的设计基本上符合这样的体系。
在色彩等级的大背景之下,百姓的服色当然也会有规定。宋朝的平民百姓,不论男女,原则上只有两种颜色,皂和白,而且穿皂色需要经过审批,可见百姓的选择空间是非常狭小的。正是因为色彩强制,老百姓才有了黔首、白丁、白衣这些跟服装色彩相关的别称。
然而,爱美之心人皆有之,其结果就是不断有人尝试突破管制。突破、流行、禁止,再突破、再流行、再禁止……社会上也会出现流行一时的颜色,比如,浅绛、浅青、褐色,甚至黑紫、红紫,都曾经出现在百姓身上。当朝廷的反应没跟上的时候,也就形成了对某些色彩的默许。
其实,中国古代的染色技术非常先进,很受外国人佩服,他们管中国染色技术叫“中国术”。一直到1834年,法国的佩罗印花机发明以前,我们一直拥有世界上最发达的印染技术。色彩也从汉代记载的50多种,到清朝的时候发展出700多种。只是这几百种色彩,老百姓却往往无缘享用。
文章开头,刘禹锡在诗中的感叹,今天看来却有另外一番滋味。历朝历代,王侯将相、风流人物的更替是快速的,而文化的变迁却没有那么快,这一点在服装的发展上得到了印证。从魏晋到中唐,也就是几百年时间,那些被统治者所垄断的服装色彩、面料、工艺、图案,何时才能真正为寻常百姓所享用呢?这条路很漫长,刘禹锡的感叹在那时还显得太早太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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